清江源小考（之一）

清江源小考

八百里清江是土家族人的母亲河。都亭山是土家族人集居区内的一座名山。巴蔓子是土家族人世代崇拜的民族英雄。清江源在哪里？都亭山在哪里？巴蔓子墓在哪里？这既是一个有关地理山川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古人其说不一。而且，直到今天连不少利川人都还模棱两可，不甚了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本土基层民族文物工作者，对上述问题仍然有进一步缜密考究和认真说明的必要。

反复学习文献 找准问题关键

我身居山区小城，参考文献极少。近三年来，通过借、购和网络查询等方式，终于获得了以下有关清江源、都亭山和巴蔓子的一些记载：

PART

1

《后汉书•巴郡南郡蛮•注》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廩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水经》云：“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澄清，因名清江也。”

PART

2

《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余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七岳山，引者注），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巴东郡治白帝山。“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水门之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处矣。县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经》所谓夷水出焉。”

PART

3

唐《通典•州郡十三》：清江郡。施州(今清江县)。春秋巴国之境。七国时，楚国巫郡之地。秦属南郡，二汉因之。后周置亭州及业州。隋炀帝初，并置庸州，寻废，置清江郡。大唐为施州，或为清江郡。领县二：清江(汉巫县地。今县西有都亭，夷水所出，一名清江，廪君乘土船於此)。建始(汉巫县地)。

PART

4

唐《通典》“清江县有都亭山，夷水所出”。

PART

5

宋本《方舆胜览•施州》都亭山：“后汉《南蛮传》，江夷水出西都亭山，盖此山也。隋书云：后周置亭州以此山为名。”

PART

6

《明一统志》有关巴蔓子都亭山的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於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此（都亭山）”（并用地图形式明明白白的把都亭山标在清江在今利川最后一段伏流的出口黑洞处）。

PART

7

《明史•地理志》：“施州卫北，有都亭山。”

PART

8

清乾隆《石柱厅志》：“厅境无地不山，土人只呼大山坪为山，东西绵亘五百里。自大山坪东北至大丫口，分为两山：一曰大山，即七药山；一曰小山，即都亭山。”

PART

9

《石柱沿革》（至今仍写在石柱城内墙壁之上）：“晋属施州。”

PART

10

清道光《施南府志•序》：“本朝改卫为府，统县六。咸丰来凤五代宋为羁縻州。宣恩利川则皆土司地也。”

PART

11

清道光《施南府志•沿革》：后周，盐水、乌飞、业州。隋，施州，清江县、建始县。唐，施州清江郡。清江县、建始县。宋，施州清江郡。清江县、建始县。元，施州（今利川官渡坝属施州）、清江县、建始县。

PART

12

清道光《施南府志•疆域》：利川县“都亭山在城东与恩施县相连。”“清江一名夷水，在县北，源出县西北罗锅堰。”

PART

13

清同治《利川县志•山川》： “清江之水自利发源。”“都亭山在城东九十里。与恩施界相连。”“与金字山相望，即今之道东坪、菁口一带是也。蛮王冢在其上。”

PART

14

清同治《利川县志•河源考》：清江“源出齐岳山，下大鱼泉、小鱼泉、龙洞沟。……出宜都县入大江。”

反复阅读上述文献记载，使我逐渐认识到：要辨清都亭山清江源的正确位置，辨清古亭州、清江县和施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具体位置是关键；要推断认定巴蔓子墓的具体位置，辨明巴蔓子与蛮王、巴蔓子墓和蛮王冢的差异和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关键。

关于都亭山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书•地理下》“清江郡，后周置亭州，大业初改为庸州。统县五，户二千六百五十八。盐水，后周置县，并置资田郡。开皇初郡癈，大业初置清江郡；巴山，梁置宜都郡、宜昌县，后周置江州。开皇初置清江县，十八年改江州为津州，大业初癈州，省清江入焉；清江，后周置施州及清江郡。开皇初郡癈，五年置清江县，大业初州癈。有阳瞿水；开夷，后周置，曰乌飞，开皇初改焉。建始，后周置业州及军屯郡。开皇初郡癈，五年置县，大业初州癈。”

研读以上所录的多种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江郡（后周所置亭州即清江郡和庸州）。有五县，除巴山开夷建始三县外，盐水县清江县（含施州）都在古清江郡清江县范围之内。石柱沿革称其晋属施州，其地当然也在古清江县范围之内。因此，我认为《石柱厅志》所记“一曰大山，即七药山；一曰小山，即都亭山”，所说都亭山位于古清江县之西（今利川柏杨塘清江源头），不仅与现实相同，而且也与古籍所载相符。至于亭州旧址，很显然应在古盐水县范围之内（即黄世崇所论证的清光绪利川县治所之西柏杨塘一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气管道时，民工曾在今利川柏杨塘鱼龙一带挖出唐三彩磁枕两件（今一件保存在州博物馆，一件丢失）、铜器铁器多件（卖给了廢品收购站）的意外发现，我觉得也可作为清光绪《利川县志》“西有亭州故城，当即亭州旧治”一说的旁证。

当然，我们也清楚的看到，随着历史朝代的不断变化，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名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反复学习上录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从晋至宋，今石柱东部（西），建始全部（东），今奉节之吐祥（北），今咸丰全部（南），长期都属古清江县施州辖区，范围很大。从宋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利川建县，古清江县施州区域内长期为石柱、龙潭、建南、忠路、沙溪、忠孝、施南等土司分据，直至明嘉靖龙潭安抚司支罗峒黄中叛乱被平，设支罗屯和支罗百户所，亭州和清江县施州位置（今名都亭）及其区域才明显变化和东移，这正是《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及清同治《利川县志》等把都亭山错记在今利川东北部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也进一步明白：清江县疆域的变化，亭州位置的东移，正是《明一统志》之所以把清江源都亭山的位置搞错，明确记录在古明代施州卫之东北，今利川清江三明三暗出口黑洞锣锅堰一带；清同治《利川县志》之所以把都亭山的具体位置搞错，明确记录在明代施州卫之西今利川东道东坪一带的重要原因。仔细想来，他们的记载也是有一定依据的。明记依《水经注》“又东过鱼复之南，夷水出焉”而来，清记依明志及商盘诗文而变。不作实地考察，因袭抄录，是他们错误记录的原因。正如古人批评《大明一统志》所说：“因纂修的时间仓促，参加人员多杂，书中也存在着地理错置、张冠李戴、以无说有等弊病。”李贤彭时何蕙馨在这里都同样犯了一个“地理错置、张冠李戴”的错误。《隋书•地理志上》载：人复（即鱼复）属巴东郡辖区，与同书所载清江郡辖区施州清江县县境虽然相邻，而所说之清江源却各自东西，相去甚远。事实业已证明，《水经注》所记之清江源虽在古清江县施州范围之内，但它以流为源，与实际不符，是不准确的。

学习上述文献，使我逐渐看到有关清江源的记载，除清末两本《利川县志》由本地官员编纂，把清江源记录在今利川境内七药山、都亭山下外，其余古籍全由外地文人编纂，各自把清江源记录在今利川县境的西、北、东边缘之上。《方舆胜览》引后汉《南蛮传》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江夷水出西都亭山。”《水经注》把清江源定在巴郡鱼复县，今奉节县赤岬之南，利川之北大河碥一带。《明一统志》《清施南府志》把清江源定在今利川清江三明三暗出口黑洞锣锅堰。一河三源，各自东西。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上述古籍的编纂人员都不曾进入今利川县境之内，都没有深入实地考察的原故。

仔细阅读文献，对古代文人不曾进入今利川内地实地考察的原因，其实古人也早已作出过巧妙的回答。《水经注》在记述今利川梅子水（清光绪县志名“南坪水”）时明确指出：“溪水伏流迳平头山（七岳山，引者注），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历史地理告诉我们：今利川地方为四川大盆地东沿上的高山小盆地，四周深峡险谷围绕，悬崖绝壁；中部七药陂湖阻隔，蛮人土司盘踞。正如《水经注》郦道元所说：“地密恶蛮，不可轻至。”不便的交通，“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禁令是外地文人未能进入今利川腹地的重要原因。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落后的文化，是利川至今只有两部清代县志无其它本土人编纂文献存世的重要原因。

今利川南坪田连阡陌，风光秀丽。其实，它正是《水经注》所指之南浦故县陂湖，是阻断利中盆地东西交通的主要障碍。原陂湖有金子山（今汪营区内）、朝阳洞、两来望（今小柏杨处）、等多处出水露头，水量极为充沛。在这一带大量阴沉木和南坪大罗坝遗址的发现表明，西抵七岳山，南迄红鹤坝，东至金子山营上，北至跌马坎伏流之中间地带，至少直至元末明初仍为湿地或湖泊，面积很大。南坪集镇大罗坝一带仍为湿地或湖泊所包围之七岳山东麓半岛。明代史书载，朝廷从万州龙驹进军攻克船头寨后，置上下支罗、元里、中坝、大坪、擂鼓、松木、马道诸屯所。这些屯所除马道屯一处在古陂湖北部阹地上外，其余，都在七岳山以西古施州北部边缘之上。明军从东过清江七渡河进入团凸后，置朱砂、马桥、官渡、忠孝、木栈、孙家诸屯所，都西未越陂湖，南不及土司，都在利中盆地东中部一线之上。清代县志说，利川官员要到本县辖区吐祥支罗视察必须经过恩施和奉节。利川龙潭谭氏族谱说，先祖本为元相，元至正二年从奉节经恩施沐抚过七渡河（清江）来利，先驻今利川西城大塘，后转元堡，再回龙潭。团堡冉氏家庙碑称，其先祖冉如龙冉如凤明洪武初从南京奉调来利，由七渡河大路槽马栏坡进入利川团堡，日与土司讲习，落业下马溪，建家庙于团凸山。谋道黄氏族谱称，其先祖明洪武时来利，得谭氏帮助，开发七岳山东至金子山西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一再表明，古七岳山以东曾为南浦故县陂湖，南坪曾是陂湖包围之山麓半岛。其大罗坝遗址很可能为南浦故县遗址或宋设南坪堡遗址。古时今石柱、恩施沐抚、奉节土祥、利川南坪支罗一带皆属施州清江县西北部范围之内。陂湖阻挡，地密恶蛮，是古代文人只在古清江县施州西北东部分区域考察，发现误定清江源头及都亭山的重要原因。

关于巴蔓子墓和蛮王冢。巴蔓子故事最早见于《华阳国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於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中只有“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文中并无墓地葬于都亭山之说。“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此（都亭山）。”这一句完全是《大明一统志》在全引《华阳国志》文后，将后两句修改而成的。因此，在未找到考古实物证据之前，《明一统志》的记载只是孤证，巴蔓子墓的位置是不能确定的。

清乾隆商盘《蛮王古冡歌》：“施州城外都亭山，悬崖百丈缈难攀。上有墓门一十二，云是蛮王葬此间。高岸为谷谷为陵，古往今来几废兴。此冢亦遭人所发，但存冢木缠枯藤。当年曾作西南长，姑缯壁垒坚无两。……”

清同治《利川县志•人物志》： “巴蔓子，周季人氏。巴国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安巴国，后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绥祸乱。诚许是，将吾头往，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葬其身于都亭山。山在利邑东，与金子山相望，有蛮王冢尚存。”

细读清乾隆同治时一些文人有关都亭山、蛮王冢和巴蔓子墓的记载，正如前面我们所考证的那样，他们所记都亭山的位置都是错误的。但商盘关于蛮王冢形制和位置的记载却是正确的。商盘明确唱道的是曾为西南长的蛮王崖棺墓，墓孔上还有枯藤缠绕的棺木，并非周之季世的巴蔓子墓，除“西南长”一词他有可能是对西南蛮王的泛指或是对《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中所载“廩君”的专指值得研究外，其它对于蛮王冢和蛮王冢崖墓形制的记载，都是他亲眼所见，都是无可非议的。

和商盘诗相较，清同治《利川县志•人物志》错误十分明显，除变换语言记述引用《华阳国志》所载巴蔓子故事，并把巴蔓子墓记录在都亭山以外，还把巴蔓子墓和蛮王冢混为一谈，以一般代特殊，以多数当个别，他们的结论当然是不正确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证明：首先，在今渝东鄂西整个清江流域、郁江流域和酉水流域各地以蛮王冢、箱子岩、櫃子岩、神仙洞、蛮王洞为名的蛮王冢很多，但经考证它们的产生年代最多为晋隋，最早为东汉，都不及周。所以，它们都应该是蛮王墓，而不是巴蔓子墓。其次，近些年来，考古发现在古巴国地域、三峡地区出土有典型巴人器物（如巴式柳叶剑等）出土的墓葬既有崖葬悬棺，也有土坑墓。所以，巴蔓子墓的形制既有可能是崖墓，也有可能是土坑墓。在未发掘发现有关巴蔓子墓的实物证据之前，把其墓葬形制直接定为崖墓也是不准确的。过去，曾听老人说过：“巴蔓子”与“巴蛮子”同音异字，巴蔓子墓就是巴蛮子墓。这种说法虽然从文字音韵转换或传说上讲，如果又只是把个别蛮王冢（崖墓）作为是巴蔓子墓的专指，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从提供研究线索上说，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直接把所有的蛮王冢，或所有的崖墓都说成是巴蔓子墓，把个别和总体混淆，当然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人们毕竟要问：巴蔓子究竟有没有墓呢？今重庆巴蔓子墓已考证说明为后人所建之衣冠冢。那么，巴将军蔓子的真实墓地究竟又在哪里呢？《华阳国志》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如果巴将军蔓子故事为真，不仅仅只是传说，其墓地是肯定有的。任乃强先生注《华阳国志》“巴蔓子事”说：《华阳国志》由其文格，知其出于譙周《巴记》。其事，当出于巴王已都阆中之后。蔓子所镇地近于楚（施南一带）。今重庆市夫子池有巴蔓子墓碑，固是后人妄造。其墓地当是今利川县西七岳山麓之名胜地。云云。如果，任先生的考证正确，七岳山麓名胜地。今七岳山西麓有古坟陵地名遗存，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汽管路时曾在今柏杨塘一带出土青铜器和唐三彩瓷枕等文物，应可作为古亭州旧址的旁证。因此，我个人认为把巴蔓子墓地定在今利川柏杨塘都亭山麓古坟陵一带，应该是较为可能的。